日本政府置中国钓鱼岛主权于不顾，公然做出“国有化”购买钓鱼岛的决定，导致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僵局。日本“国购”钓鱼岛纯属无理行径，是对中国钓鱼岛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

最晚从明代开始，中国历史文献即已记载钓鱼列岛，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列岛的史籍，是成书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书中对钓鱼列岛的名称做了十分清晰的记录，表明至少在14、15世纪中国人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列岛。

在明代，钓鱼列岛即已纳入疆域版图，是十分确凿的。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李际春《重编使琉球录》(1562年)、郑舜功《日本一鉴》(1565年)、茅瑞徵《皇明象胥录》(1629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李鼎元《使琉球记》(1802年)、齐鲲《续琉球国志》(1808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年)等诸多文献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中琉疆域的分界，即：琉球海沟是中琉分界处，而钓鱼列岛在中国版图之内。这早已成为中琉两国的共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把钓鱼列岛纳入了海防范围，明清两朝政府对钓鱼列岛实施了长期的有效管辖。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黄叔敬《台海使槎录》(1722年)、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台湾志略》等史籍无一例外地记录了中国在钓鱼列岛进行海防管辖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