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女性无法控制抚养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女性无法决定怎样抚养子女。儿童抚养“科学”的进步削弱了母亲在抚养子女问题上的发言权。科学抚养孩子的方法迅速发展，其过程越来越多地依靠专家的判断和研究建议，而不是母亲的体验和经验。这些方法都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孩子是按照“严格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关于如何抚养子女，母亲们需要专家的指导，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专家”却是男性。第二，母亲抚养孩子时承受着巨大压力。20世纪以来，家庭越来越小，使得母亲必须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大量工作，她们中的部分人还要承担工作压力，社会上开始出现“疲劳母亲综合征”。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马克思对异化工人工作生活状况的生动描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会变得相对轻松，但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和单独抚养孩子的责任感仍然给她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科学养育孩子的神秘性使得这种压力继续增加，使母亲会觉得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都有可能彻底摧毁孩子的生活。所以，在整个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母亲都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情绪中。就这样，作为母亲，她们很难有机会表达她们自己的主张和需求，作为女性，她们一直被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况中。

最后，女性无法控制养育过程中与他人的关系。第一种是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母亲在子女独立后会体会到无助的矛盾情感，感到不再被爱和被需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降低，子女的独立既使她们极度骄傲又使她们极为不安。这样的矛盾情绪源自于一种对比，即母亲生育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当代社会所给予她们的微小价值肯定之间的强烈反差。现代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这种矛盾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人对待其产品的心态一样。母亲们就和工人们一样，当他们工作时，只是感到疲累，继之而起的就是空虚和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质疑。但不同的是，工人们基本上不会像母亲那样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感情投资。虽然如此，这种强烈的矛盾情感还是给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母亲与其子女产生异化关系的暗示。第二种是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现代母亲境况与地位的改变，使其与孩子父亲的关系日益异化。父亲常常扮演的是日常社会标准的代言人，而不是协助母亲进行家务劳动的协作者。第三种是母亲与其他母亲的关系。随着社会不断把孩子作为“产品”进行比较，导致母亲之间出现激烈的竞争意识，造成她们之间相互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