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繁多的审批许可、过于严杂的监督管理、体制上普遍的寻租设计，与收费和罚款相结合，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体制实际上给中国的创业、企业经营和就业等造成了重创，使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变差，就业越来越困难。中国目前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税费负担较轻，而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经营、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由此造成了比较严酷的创业和经营环境。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通过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充分发展而吸收容纳的能力很低，导致我们人均ＧＤＰ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发展阶段上；就业结构中近４０％的劳动力窝在农业领域中，并且只创造了１０％多一点的生产总值，而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却只有３０％多一点。东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吸收了结构转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而无法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因无法向城镇转移居住，在农村中需要越来越多的宅基地，村庄扩大占用和浪费了不少耕地；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城镇中因人口不能相对集中，第三产业难以发展；低附加值的农业中剩余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并且劳动生产率低，使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等等。

第三，收费和罚款额规模巨大，并且增长过快，加上多头对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行政执法、收费和罚款，是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膨胀的重要动力和条件。目前由于社会事业如养老、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的发展，又在建立机构，扩招人员，形成新一轮的机构和人员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