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社会伦理应该优先于政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边界。

冬奥会冠军周洋的获奖感言被批评事件，正富有戏剧性地展开着。体育局某领导的发言不过是批评年轻人要对国家的支持心存感恩，增强爱国主义。在“举国体制”既是体制又是思维的体育界，这个发言无可厚非，因为国家把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到少数的尖子队员身上，而能够走上奥运舞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感谢父母”和“感谢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属于社会伦理，表达的是人的天性。父母的养育之恩，理应时刻铭记，如果不能心存感恩，则不如禽兽。后者属于政治伦理，涉及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治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是生活在特定国家的公民。作为公民，个人既受到各类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也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类公共品和保障的权利。但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有清晰边界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有服从国家的义务，国家也不能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和个体空间。

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情结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很容易把对祖国的感情与对国家的认同混合在一起，作为制度综合体的国家也往往取代了作为人文历史地理综合体的祖国，政治伦理也随之具有了至高无上性和无限的边界，凌驾在社会伦理之上，甚至干涉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连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也不得不注意政治正确性。文革给国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政治无限扩张，为了政治忠诚而牺牲家庭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