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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站在患者角度，医生往往很难逃脱过度医疗的质疑。然而，遇事把板子全打在医生身上，又有失偏颇，毕竟也有不少患者主动要求“多上支架”，在他们看来，支架比医生值得信任。

对高端医疗设备的信任超过了对医生职业道德、医术的信任，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医疗费越来越高。而鉴于有些病症并不是先进的医疗设备所能治愈的，因而，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便越滑越深——患者认为我付了这么昂贵的医疗费，医生就有责任将所有的疑难病症都治愈。一旦钱花了，病却没治好，医生便成了“替罪羊”，医患冲突便有可能上演。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说，每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患关系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屡屡陷于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

当然，我们大可以将责任推给医生和医院。确实，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有不少医院和医生出于利益的考虑，把医疗的公益性抛之脑后，用医药提成的“潜规则”鼓励医生过度医疗。比如说，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曾表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不否认这其中有医生为了牟利而开大处方。但反过来，是否也有患者自作主张地认为，只有挂水病情才会好得快，因而主动要求过度治疗？

一方面，一些患者及其家属以为医学万能，进了医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生命健康有绝对保障；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自己花了钱就要治好病，一旦病情不见好转或者恶化时，就觉得医院和医生不可原谅，忘记了之前医生的付出。“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以结果为唯一导向的利益交换关系，取代了本应是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病？审视那些“录音门”、“医院血案”的医患冲突事件，无不如此。

患者和医生都有焦虑，都容易把这种焦虑和紧张传递给对方，从而将最基本的信任关系变成了一种利益交换。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以药养医的体制，但抛开体制，说白了还是一个责任和信任缺失的问题。不妨多给医生一点信任，少些怀疑，这既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也可以缓和医患的紧张关系，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