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前，网上评出“十大国学大师”，鲁迅入选，引起一番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便是争议的焦点。反对鲁迅入选与赞成鲁迅入选的人，都因为与鲁迅有些隔膜而显得滑稽，他们想到的只是鲁迅能不能算国学大师，却没有去想鲁迅愿不愿当国学大师。

近日翻看《热风·题记》，说的是鲁迅为《新青年》写随感录的概况。其中一段文字说及五四之后：“……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我知道鲁迅评说过“国粹”与“国故”，却已记不起也曾评说“国学”，便去翻阅那一年的文字。一篇叫做《估“学衡”》的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以《学衡》的创刊号为例，在刊发的文章中，检出诸多砂子，把“学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国学家”都“估”进去了。鲁迅说这些“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的诸公，“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至于其后的《“一字之学说”》，则是专说吴宓的，可算是对《估“学衡”》的一个补充。这两篇文章足以说明，当时（！）这些“国学家”的国学根基实在不怎么的，与鲁迅相比还差得远呢。

鲁迅批评这类“国学家”，却并非因为他们的国学根基之不实，而是因为他们以“国学”来抵制新文化，连一个新式标点都在抵制之列；鲁迅不想当“国学家”，并非因为不屑与这样的“国学家”为伍。倒是因为近代无数史实的教训，“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这话他在《随感录四十六》中说的。此前，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之结尾处还这样写道：“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人必须走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