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问题在于，当初人们提出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切割，意在纠偏，是提醒人们要关注史学本身的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但在各种复杂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关注越来越超越对历史研究基本任务的关注，更超越了对历史本身、历史巨变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在我国史学界理论研究中，“史学理论”一时愈发繁荣，学者们更愿意探究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的层次等，而对“历史理论”的探讨则被打入冷宫，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但自己放弃了对历史进程的思考，甚至也排斥和轻视他人对历史进程的思考。

“史学理论”研究在放逐了历史本身之后，其自身也就存在被时代放逐的危险，导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其中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是，近十几年来，有关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壁垒，几乎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学科的价值和魅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讨论中历史学家并没有发出足够的声音。实际上，在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中，最应该在场的是历史学家。因为，中国道路是对自古以来独特的中国文明形态和文明演化路线的总结和扬弃。因此，历史学家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研究专家，最有资格充当这一讨论的主力。但实际上，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对中国道路讨论的旁观者。出现这种结果，自然与史学界排斥或轻视“宏观思考”和“宏大叙事”、“史学理论”排斥“历史理论”和“社会形态”研究、“历史认识论”排斥“历史本体论”密切相关。